一则新闻
广东慈善组织绕过政府直接捐物资给灾民
2006年09月01日04:47 第一财经日报
“我们已经进入灾区。”清晨6点37分,随车队一起前往广东乐昌救灾的乐助会志愿者花花(网名,下同),向留守在后方的小迷糊发短信报告行动进展。
经过8个多小时的行驶,从广州出发的20多名志愿者、13辆大小车辆及6吨多救灾物资,抵达了此行目的地:乐昌市大河镇。
他们是自发组织的捐赠者。7月下旬,台风“碧丽斯”肆虐粤北后,一场民间捐赠的热潮在珠三角兴起。相对于市场第一次分配和政府税收调节的第二次分配,这种自愿慈善行为被看成是第三次分配。
“京珠高速公路塞满了往乐昌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日日睇》主持人陈扬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作为一名在广州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主持人,陈扬直接发起组织了“爱心直达”的募捐活动。水灾第二天,陈扬在节目中播出了乐昌市委、市政府的求援电报,并号召观众为乐昌募捐。
在随后的名为“爱心直达”的公益活动中,广州市民和各类社团出奇地踊跃。“第一次是80多辆车,第二次是20多辆车。”陈扬说,最后募捐的物资总量达到100吨之多,参与者分布广泛,包括普通市民、医生、商户以及车迷组织等各个阶层。
“爱心直达”和乐助会的赈灾行动只是这场民间慈善行动的一部分。与政府号召的轰轰烈烈的捐赠相比,一场默默无闻但参与广泛的民间慈善行动席卷了整个珠三角地区。
绕过政府,直接把物资发送到灾民手中,成为今夏这次救助热潮的最大特点。
两江镇委书记罗新和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出现相当数量的民间团体的“非政府”车辆满载各种物资直接开进村庄,直接给村民分配的现象。而在2002年的水灾中,此类行为只是零星可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陈扬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对公共权力信任的弱化。《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也认为,之所以出现此类现象,“既是因为相信,相信纯正而高尚的慈善行为只能由民间承担;也是因为怀疑,即对政府的公正与公信力抱有高度的不信任。”
陈扬认为,这里对政府和公权的不信任包含两层含义,既是对半官方的慈善组织的不信任,也是对受捐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对记者表示,此种情况反映出来的政府公信力不够和下降的现象值得反思。
邓国胜认为,作为一种“圣洁的事业”,公众对善款的管理要求较高;而民间慈善机构天生的高效和透明,自然赢得了民众的青睐。
民间慈善组织“天生的透明和高效”,在此次夏天的捐赠热潮中似乎得到了应验。
(记者熊剑锋)
一个话题
百姓何时不再受制度性羞辱
“羞辱”是指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使人们有恰当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来自制度的羞辱是最严厉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习惯的羞辱。
长期的羞辱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严重的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
户籍制度下的羞辱
户籍制度造成“自己人”集团不断把“其他人”从某个优越的范围中排除出去。
多年来,公安部决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至今尚难在全国推行。专家指出,只有除掉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就业等特权,切断与户籍纠缠在一起的各类利益之手,才有户改的出路。
出生后第43天,北京一男婴被父亲摔死了。这43天里,父亲四处奔波为孩子上北京户口。无望后,亲手杀了他刚过满月的孩子。有人称之为“户口杀人”。
办全球通先得有上海户口 一个有着正当职业、良好收入的“新上海人”,竟然被上海移动的“全球通”业务拒绝了,而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没有上海户籍。
死亡赔偿金制度,死者同命不同价
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
在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同遭车祸丧生的3名花季少女,按死亡赔偿制度规定,城市户口女孩赔偿20多万元,农村户口女孩就只有8万元。
"绿卡"和暂住证,户籍羞辱的衍生品
【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凡是月收入不满1600元,就开不了完税证明,而不具备纳税能力的外地人,今后就无法在北京工作居住。
【暂住证制度】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拟在暂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满十六周岁的从事务工、经商等职业的人员,在申报暂住户口登记的同时,应当申领暂住证。
流动人口是一庞大群体,其中无论是老板、白领还是农民工,对暂住证的感觉都是“拿暂住证像二等公民”;如果未办或没带暂住证,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挨罚。
都是“拿暂住证像二等公民”;如果未办或没带暂住证,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挨罚。
高考移民:两种制度结合下的羞辱
【高考招生制度】在中国,有两类地方的考生享有招生指标的优待,一类是高校集中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另一类是边远地区。这两类地方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在招生指标和录取分数上有明显的不均衡。
2006年3月,一清华“高考移民”新生被取消录取资格,很多人为他鸣冤。
简单行政思维下的羞辱
在世界范围内,恐怕没有多少国家会通过政策把婚姻和工作、房子等硬性捆绑在一起。然而,我国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把公民的婚姻、工作、房子,甚至提拔等拴在一起。
惩罚有损人格
“郑州市行人、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中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有交通违法行为,且不听劝告、不接受教育、不接受经济处罚的,公安交警部门可通过“警务通”等技术手段核实其身份。对拒不告知本人身份或经核实身份属于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非在校学生的,可以责令其举小红旗维护交通秩序50分钟。
意见稿还规定:闯红灯3次的公务员取消先进个人;学生取消保送资格;文明单位员工扣发文明奖;下岗失业人员降低相关待遇。
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倡导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他称这样的社会为“正派社会”,我们的社会算得上是正派社会吗?
人的尊严被损害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尊严感觉是相当游离的,他们的尊严底线是相当脆弱的——他们其实无力守卫自身的许多尊严,关键是有权左右他们命运、掌握他们利益的人留给他们自尊的空间太小了。
如果有权者的政策安排留给他们的自尊空间很小,他们只能权衡利弊,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尊严,放弃那些相对“奢侈”的尊严。
宪法原则遭违背
《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那些掺杂了歧视与冷漠,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制度,是否已经违背了宪法?
社会伦理道德失范
康德说,令他感到畏惧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律令。羞辱性制度的长期效应是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当作羞辱,从而造成社会伦理道德被消融。制造和运用怀疑、羞辱进行治理,产生的怨恨、仇恨、报复心理,则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巨大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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